2018年7月，仲裁申请人胡某、孟某用A建筑公司承接了B建设公司的工程价值1亿余元的工程，取得了项目中标通知书，并组织第三人向B建设公司交付了工程保证金200万元，剩余工程保证金200万元未支付。同时胡某、孟某组织第三人及工人进场施工。

  2018年11月，申请人胡某、孟某经人介绍找到被申请人汪某、龚某，表明了自己中标价值1亿元的案涉工程，问被申请人汪某、龚某是否愿意承接该工程，被申请人表示愿意。

  2018年12月，申请人胡某、孟某作为甲方，被申请人汪某、龚某作为乙方，签订了一份《合作协议》。协议约定双方为合作伙伴关系。甲方孟某、胡某负责协调汪某、龚某与业主方B建设公司签订合同，并负责协调汪某、龚某与挂靠单位A建筑公司的关系，乙方汪某、龚某负责工程的施工与管理，需向甲方孟某、胡某支付固定回报400万元，并约定了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。双方还特别约定，若汪某、龚某因自身原因进不了场，中途退场或被清退，属汪某、龚某完全违约责任，汪某、龚某必须向孟某、胡某全额支付以上款项。《合作协议》签订后乙方陆续向甲方支付了200万元，另200万元未支付到位。在甲方的安排下，乙方作为A建筑公司的授权代表与B建设公司签订了《工程项目施工合同》，并组织工人进场施工，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乙方发现工程建设价格存在严重偏低问题，经反复沟通无果后终止了工程项目施工合同。

  2021年3月3日，甲方孟某、胡某因乙方汪某、龚某未按《合作协议》支付剩余200万元项目合作固定回报，向某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申请被申请人向其支付合作固定回报200万元及利息。

  2021年3月12日，被申请人汪某、龚某收到材料，并找到我所谭晓英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。

  承办律师谭晓英首先查看了申请人提供的全套申请材料（申请书、合作协议、及已支付200万元的支付凭证），又向被申请人仔细地了解了案件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，认为双方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无效。

  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协议虽是合作协议，但实际上申请人是利用合作之名行挂靠、转包之实来获取转包利益，而且申请人涉及恶意低价竞标中标等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，双方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应为无效协议。被申请人应立即提起反诉，并要求申请人将已收到的200万元固定回报费返还于被申请人。

  2021年3月14日，承办律师代表被申请人汪某、龚某向同一仲裁委提出反诉申请，请求确认申请人孟某、胡某与被申请人汪某、龚某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无效。请求申请人孟某、胡某向被申请人汪某、龚某返还已支付的固定回报费200万元人民币，并赔偿被申请人经济损失。

  2、裁决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“支付固定回报的后续回报200万元及利息”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  从要求我方当事人支付剩余200万元到为我方当事人争回200万元，代理律师总计为我方当事人获取经济利益400万元。

  本案是一起较为隐蔽的挂靠、转包的案件。承办律师谭晓英在梳理了整个案件的基本案情及相关证据后，认为《合作协议》无效，孟某、胡某主张的剩余项目合作固定回报200万元不应支付，其前期收取的我方当事人的资金200万元应予退还。与当事人沟通后，谭晓英律师立即在答辩期内提起反诉，主要从以下几个要点明确案涉《合作协议》无效：

  无建筑资质一方通过《授权委托书》获得有建筑资质的单位的授权后，以授权单位的名义参与建设工程的洽谈、投标、施工等活动并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行为系借用建筑资质的“挂靠”行为。

  以合作形式将建设工程转让给他人，并由被转让人借用原转让人的资质继续组织施工的行为，系转包行为。纵然施工公司未发生变更，只发生实际施工人的变更，但实质上就是将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予以转包的行为。这种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相关法律关于禁止转包工程的强制性规定，故而因该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不发生法律效力。

  目前，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合同中，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单位投标中标（挂靠承包）已是常态，转包、分包行为比比皆是。承办律师在承办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纠纷案件中，应多观察案件的实质，看案件是不是真的存在上述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，综合分析后为委托人争取最大合法利益。